今年11月5日是著名诗人贺敬之一百周岁诞辰，在这个喜庆的日子前夕，恰好我赴京出席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战士与祖国》军旅诗歌朗诵会，我就与贺敬之的亲戚、和我结交33年的文友贺茂之将军一起拜望了贺敬之老师。

　　我曾多次拜访贺敬之老师和柯岩大姐。贺敬之老师曾对我说过，有空儿就来坐坐，但不要专程来，到北京办事或开会，能来就来说说话。

　　我们在客厅落座后，贺敬之老师的贴身护理员杨春明把老师从卧室请到客厅。贺敬之老师没有拄拐，稳健缓步地走出卧室，我赶忙迎上前，敬了一个军礼，并与老师亲切握手。老师眯缝着笑眼，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脸，轻声说了一句：“胡世宗！”

　　我和茂之一起扶老师坐在单人沙发上，我坐在大沙发靠近老师的一端。茂之和春明先后分别坐在两个沙发夹角里的椅子上给我们做“翻译”。我们说的话，只要声音不够大，都要经过他们俩的“翻译”，老师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带去了今年8月我新出的两种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延伸，我们的路》和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由我撰诗的连环画《刘胡兰》。我一册一册展示给老师看。老师看着《延伸，我们的路》的封面和这本书扉页上《人民日报》发表这首诗的报纸扫描件时，读出诗和书的名字：“延伸，我们的路”。我迅疾地翻到“留言”辑第1页第1条上标有“贺敬之”名字的留言，我和贺茂之一起读出贺敬之老师八年前给我这首诗表扬和称赞的话。我说这是您看到报纸上我这首诗给我打电话时说的话。老师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按茂之的提示，给在贺敬之老师身边两位工作人员杨春明和骆乐滢带来题签的两本诗集《战士的深情》，分别赠送给了春明和乐滢。给春明的还有一本沈阳市档案馆印的《胡世宗捐赠珍藏字画》彩色小册子，封面上“胡世宗”三个字就是贺敬之老师题写的，是从《胡世宗日记》封面上挪下来的。我展示给老师看，还翻到了这个彩色小册子里的一个对开页，一页是贺敬之老师为我的《厚爱》书题写书名的两个大字，另一页是二十年前即2004年贺敬之老师用毛笔给我写的整页的一封信。茂之指给老师看，老师神色欣然。

　　接着，我说到当年贺敬之老师的《雷锋之歌》给我的震撼。我在老师身边，当着茂之、春明和贺敬之老师那位小老乡贺强的面，大声地背诵了这首长诗开头的一节：“假如现在啊/我还不曾/不曾在人世上出生，/假如让我啊/再一次开始/开始我生命的航程”“生，一千回/生在/中国母亲的/怀抱里，/活，一万年，/活在/伟大毛泽东的事业中！”我发现这时老师颇感欣慰，他细心地听着，时不时用他的声音加入我的背诵。特别是我背诵：“仿佛已经/十分遥远/十分遥远了，/——那已过去了的/过去了的/许多情景”那一长节时，贺敬之老师几乎是全部一字不落地与我合诵着，已经百岁高龄的他，记忆怎么还是这样好，对自己的诗句怎么记得那么牢固啊？我和茂之都为此感到颇为惊喜！

　　接着，我背诵了《桂林山水歌》：“山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水几重呵，山几重，/水绕山环桂林城//是山城啊，是水城？/都在青山绿水中……”我大声地背着这首诗，老师微笑着轻声与我合诵。此情此景令我特别感动。我想到我和老伴在桂林山水间旅游时，我一路背诵着贺敬之老师这首诗。见景生情，美妙诗句随之涌出。包括在游览船上午餐饮三花酒，我随口而出：“三花酒兑一滴漓江水，/祖国啊，对你的爱情百年醉！”

　　茂之问我与贺部长最早是什么时候见面的？我说到1965年11月，当时我是一个连队战士，已经当上了班长。我在报刊上发表诗文较多，有点小名气，被选为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到北京来开会。11月23日晚上，大会之外，我和十几位参加大会的部队作者被人民日报社的一个客车拉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三楼文艺部做客，记得当时的主要编辑是傅真和贺敬之老师，另外四位都是女编辑，一共六位编辑热情地接待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贺敬之老师，当时我22岁，贺敬之老师41岁。这样的近距离，我见到了我崇敬的偶像，见到了写出《雷锋之歌》《回延安》等许多名篇的大诗人。我看着他，他当时并未谈诗创作，讲的主要是部队的小戏《烧煤问题》《一百个放心》的成绩，我那时虽然很崇敬贺敬之老师，却对他了解不多，很是孤陋寡闻，我那时不知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就和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任职。

　　我和茂之还一起说到《西去列车的窗口》：“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这时，我见贺敬之老师心情和兴致均好，便俯他耳边背诵了老师当年为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写的一首诗，发表在1959年《人民日报》上的“请安静啊，请安静，你们狂喜欢跳的宇宙群星；静下来啊，静下来，你这波涛惊起的晴空大海。”这是这首抒情诗的开头。我背诵出了这样一首诗，老师颇感意外。因为在他后来出版的多部诗集中，都未曾选入这首诗，因中国和世界时局变化的原因，不可能把这首诗突显出来。但当时16岁的我看到报纸上这首诗便抄了下来，也深深地记住了。

　　我发觉老师内心是激动的，是满意的，是兴奋的。他很愿意、很高兴我大声背诵他的诗作。此时，我是他的知音，更是他虔诚的学生。

　　接着我说到1975年，我到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做实习编辑。我报到后用的办公桌，竟然是贺敬之老师用过的。桌子左角上的铁丝文件筐里，装的全是贺敬之老师批过的稿子和信件。我惊喜地发现了，却没能机智地把这些有贺敬之字迹的纸页保存下来！如果保留到今天，该多么有意义啊！就像1976年我从不能刊用的要销毁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报社来稿中发现并保留了著名作家写来的稿子一样。而这个年月，贺敬之老师正在“首钢”下放劳动呢。

　　早在1972年冬，我应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之邀来北京改写一篇评论稿子，所住总参四所就在煤渣胡同附近，离贺敬之老师住处仅几步之遥。那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他的《放歌集》，书店早就售光。我很想得到一本，就给他写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心情。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派人把书送到了我住的房间，还附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在干校留守，因爱人患病，这几天才回城里照料，十分忙乱，不能面谈，表示抱歉。信的后面说：“《放歌集》一册奉上，请批评指正。”他写信用的不是《人民日报》或中国作协、中国剧协的稿纸，而是1971年8月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的在当时最常见的400字红格稿纸。这信，这书，成了我珍贵的收藏。

　　后来，我们有多次相见的机缘，如1979年1月中国作协委托诗刊社召开的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1982年，我们沈阳军区话剧团排演了《彭大将军》，进京为党的十二大代表演出，我曾请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的贺敬之老师和柯岩大姐百忙中抽空看了戏，还上台跟演职人员见面讲了话。1999年9月，贺敬之老师到辽宁朝阳地区考察，要经沈阳回京，他打电话给刘文玉，并请文玉告诉我，在沈阳的那两天里，我们陪他看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沈阳邮局百年文史馆，看了怪坡，还会见了沈阳的诗友。

　　我曾带着老伴或海泉多次到贺敬之老师家做客。贺敬之老师曾向我和海泉说到当年他20岁到21岁跨年时怎样写出歌剧《白毛女》那难忘的经历。

　　我说到我有幸与老师相识、相知，并有《厚爱》《雷锋，我们需要你》，长诗《我们的军旗》，特别是十七卷《胡世宗日记》，都是请老师题写的书名。

　　这时，茂之将军对老师说，家乡来了一位小老乡，叫贺强。老师说记得这个名字。贺强从家乡来，带来了乡亲们亲切的关心和问候。贺强用手机打开照片，请老师看村里的一些景物，一些亲人，看景与人的变化，包括贺敬之老师母亲和父亲坟墓的图片，我也看到了，是水泥的圆圆的墓。老师问到一棵树，是不是砍了，是不是不在了？贺强说，在，在，保留得好好的。

　　老师说到村里那时很贫穷，落后，房屋都很简陋，但村子附近就有一个西洋的教堂，建得很好。这个影像给了他很深的记忆。接着，老师说到在延安也有一个教堂，教堂里的神父很威严。他吃饭时用刀叉，尽管吃的不是面包和香肠，而是中国当地农民吃的东西。可他不会用筷子，只用自己带来的刀叉。老师回忆起曾在那个教堂里上延安抗大和鲁艺的课。党的六大有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个教堂里开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想到，要很好地尊重宗教信仰，要善待宗教人士。他说，这些信教的人都很虔诚。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比信教的人更虔诚，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更坚定。此时的老师眯缝着眼睛，目光十分锐利。

　　听了老师这番话，我和茂之对视了一下，并小声交流，像贺敬之这样的老前辈、老党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无悔，他们的政治信仰是那样的坚定不移，值得我们尊重、敬佩和学习。

　　本来我想不多打搅，拜访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很多了。但我看到老师仍在欣喜兴奋之中，也就推延了告辞的时间。我看了看手机，在老师家竟然待了整整55分钟！茂之和春明都和我说，今天老爷子很是高兴！

　　出了院门，我们车经长安街，我看到天安门广场的全新装饰。恰好在天安门与纪念碑中间，我们的车因前边长长车队遇红灯而停下来。尹师傅摇下车窗，让我拍了清晰的天安门城楼上的红旗和广场上硕大的美丽的花篮。此时，贺敬之老师写于1959年9月7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年颂歌》里的诗句，令我脱口而出：“东风！/红旗！/朝霞似锦/大道！/青天！/鲜花如云”。（胡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