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人说“西安”，叫“额西安”，“额”是“我”的意思，但比“我”更丰富，似乎有自豪与夸耀的成分。我第一次来西安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是瞒过家人偷着来的。听说西安好，从西安来的人，穿戴谈吐都不一样，洋气得很。身边凡去一趟西安回来的人，看人都是眼皮向下耷拉着。我便也想去膜拜一下。那时去一次西安可是太艰难了。早上五点多就朝车站赶，下午五六点才到西安城墙西门外的停车场落停。人已被摇散架了，可要摸进城中心去看钟鼓楼，还需走一个多时辰。难怪说我家乡镇安县的县长，在解放初进省城开会，骑一匹瘦马，腰上挎一个防土匪的“盒子炮”，来回要走半个多月。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中，罗甲成进西安上大学，当汽车从“仰脸只见一线天”的秦岭深处，一下“跌”进八百里秦川时，他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世上还有这么宽阔的所在，真正的一马平川、一望无际啊！ 那正是我第一次从秦岭七十二峪之一的沣峪沟口钻出来，初识西安时的惊奇与惶恐。大地阔绰得有些不真实。也许与阳光有关，我甚至有一种被暴晒后的神经错乱之感。整个关中都是金黄色的，远处还有隐隐约约闪烁着的芒刺。我在向一座金色的城市靠近。而后来，我也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西安人说“额西安”时，眉梢是要上挑一下的，下意识地还想捕捉你肃然起敬的眼神。这块土地的历史比周秦汉唐还要早几千年，自然就留下了不少文化层。哪个工地说挖出了什么宝贝，也就是文物部门惊喜一下，对于市民，那不过是好比突然有一天，某个人翻出了他爷、他老爷、他老老爷用过的什么物件——但凡翻，准有。我的书法案几上有个用了好几年的镇尺，有一天一个行家来，无意间看了看，说这是唐代一个厨子用过的菜刀把。这个厨子肯定是个名厨。上边刻了一段蚊子腿般细密的文字，拿放大镜一看，说是给外国使节做过菜的记录。我还说赶紧藏起来呢，却突然不翼而飞。飞就飞了，过几天，又有人拿来一个晚唐的剑柄，烟熏火燎的，残破还带着包浆，刻着“杜牧之剑”四个字。我乐坏了，又找行家来看，行家噗嗤一笑，说是假的，制成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我是因做专业编剧而调到西安的。编剧是个好职业，不用坐班。我从秦岭深山中带来一辆飞鸽自行车，每天除了读书写作外，就骑着车满城乱飙。那时还真能“飙车”，不像后来，人多得没了自行车的路。我想把西安的旮旯拐角尽量转遍，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上个月转过的地方，下个月再来，要么成了马路，要么有新的楼盘正拔地而起。我把自行车由新骑到旧，由铃声清脆骑到笨如木铎，终于还是没把西安转完。不坐班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那辆自行车是我认识西安的“宝马”“奔驰”。很多年后，我从废弃的自行车棚里把它翻出来，前边的铁丝框里，还放着一张磨损成鱼鳞状的西安老地图。
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文化地标，更喜欢蓬勃在皱褶里的市井喧闹。我去大雁塔、小雁塔和上钟鼓楼、古城墙的次数，还赶不上去早先的竹笆市、德福巷以及现在仍烟火漫卷的回民坊次数的零头。“额西安”人，不能提长安二字，一提都能给你叨咕一长串有关文明与文化的古今来，叨咕得不知人家有多烦。我爱跑步、走路，那就从跑步、走路说起。有一年，几个朋友突发奇想，计划一礼拜走一回全长十几公里的古城墙。几个人整好装备，女同胞还买了遮阳帽，捂得跟放蜂人似的，可互相等来等去，最后只上去走了一回。由此，我想到长安的几个老“走家”，那可真是说走就走，直走到青丝白发、地老天荒。
首先是汉代的张骞。他“凿空”西域，从而让中原与西域的商贾、有司、文人、僧众、情侣、旅行家、探险家纷纷走起来，走出了一条平等交易、和合共生的丝绸之路。世界由此走出了阔大而开放的格局，以及现代文明的万千气象。
再就是玄奘。他舍身求法，一走十七年，被誉为“佛门千里驹”。一个生命在当时的境况下的心绪浩茫，精神孤独，常人难以想象。最终所冶炼出的，是信念，是借鉴，是融合，是开创，是度人度己。玄奘在盛唐的这一走，是“额西安”人一说起来就要去大雁塔走一圈的高古情牵。
还有司马迁。他从青年时期便壮游四方，从而收获了洞穿历史与现实的锐利目光，也得到了来自民间的丰富滋养。在他的笔下，除帝王将相外，还有大量“不入流”者的开阔“生死场”。他对普通人的价值肯定，对失败者的同情宽容，都展现了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多角度书写。
历史上这三位伟大的“行走者”，在广袤的天地与深邃的内心世界中不懈求索，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刻度。
前人的足迹，形塑了无数后来者的步履。今日西安，随处可见虎虎生风的行者。有些人每天绕着老城墙根走一个来回。有些人走得更远，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来自这个城市的奔走者。有人出去就有人进来。钟鼓楼、大雁塔、古城墙等景点，游人摩肩接踵。人们走过周秦汉唐，也丈量着被深厚传统所哺育的现代西安。我春节回西安，晚上想到曲江走一圈，竟然易进去难出来，那不是走，是挪，两条腿稍岔开身体才能平衡。朋友问我都看见了啥，我说好像是无尽的后脑勺。我们朝世界上任何一个繁华热闹的地方凑，看见的不都是后脑勺吗？ 那叫“人气”，人气也是资源。
大多数西安人终归还是在这块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并在这里匆匆行走着。比如一个叫“朱东生”的人，大家都叫他“生生”，我的长篇小说《装台》里有他的一些影子，那个人物叫“刁顺子”。小说与电视剧创作出来后，生生找过我，感谢我写了他，我也感谢他，同时告诉他，刁顺子是“额西安”千千万万个生生的缩影。刁顺子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生生身上都有。我从认识生生那天起，就多次见他穿行在大街小巷。一辆三轮车上，到处包着防护布和塑料膜，用来保护要拉的货物。有一次我见他拉了满满一车玻璃，他不是骑车，而是弓着身子拼命朝前推。那玻璃随时都会倒向一侧，他就用脑袋和肩膀紧紧防固着。六十好几的人了，见天还在装台、拉货、行走。有一次，我见他在文艺路等活儿，身子仰躺在三轮车里晒太阳，我说：“还拉，啥年纪了？”他一笑，说：“不动弹，就早早死劈了！”
五年前，我调离西安。每每飞机掠过上空时，俯瞰舷窗下的这片土地，总感觉很多古人仍在场：张骞还在西行的路上跋涉，而玄奘已带着经书回到了长安。那纵横交错的西安街区，比汉长安城、唐长安城不知大了多少倍，人间烟火与夜长安浩大的金色轮廓，已然升腾起万丈光芒。想想朱东生们的三轮车，也正在如织的人流中避让、钻穿、寻觅，那铃声虽然单薄，却依然声声入耳。（陈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