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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5日10时30分。按照约定时间，我和小董准时到北京芍药居小区周明老师的家中，将他接到重庆饭店。此时，一个焦灼的人已经在重庆饭店的门口早早等候。我知道，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相见。
周明老师年初刚过完90岁生日，这几年，他明显衰老了许多。几年前，我们在一起，他总是步履匆匆，高兴起来还可以小跑几步。2021年5月，他陪我到西安，已然87岁的老人家下飞机时居然帮我拉行李箱呢。
我和小董扶着周明老师进入饭店的旋转门，只见一个高个儿壮实的中年男子双手捧着鲜花，在几个人的陪伴下，抢步站在周老师面前，深深地鞠上一躬，道了声:“您好，周老师！我是陈景润的儿子陈由伟。”陈由伟？尽管我们在来之前，甚至在来时的车上还几次提到陈由伟的名字，但当陈由伟真的站在周明老师的面前，老人家还是有点两眼发直地回道:“你好，你好!”显然，周老师还没有进入状态。我示意一旁的朋友从周老师手里接过鲜花，然后和陈由伟一左一右搀扶着老人家走向事先订好的房间。
房间很简单，靠窗有两张简易沙发，房中间是一张餐桌。我将周老师和陈由伟安排在沙发上，然后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陈由伟有些局促，他几次站起来，说在周老师这个长辈面前，他不好坐着说话。我笑着说，刚才献花非正式，现在可以正式向老前辈献花。陈由伟站直身子，整理了一下衣服，说他父亲陈景润和徐迟、周明老师第一次见面时里面穿的就是白衬衫，昨天晚上他就考虑，今天一定要穿白衬衫。说完，他深深地向周老师鞠上一躬，随后说了句：我妈妈让我代她向您问好，本来她也要来的，只因为腰疼不方便。周老师说，也向你妈妈问好，前些天她还和我通过电话。
说罢，周老师从携带的布袋里拿出一本《人民文学》和一个文件袋。我打开文件袋，发现那竟是陈景润先生当年的论文，题目是“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的首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
周明同志，您好，望多给帮助。陈景润敬礼。1977.11.22日。
看着这熟悉的文字，仿佛父亲此刻就在眼前，陈由伟不由地和周明老师拥抱在一起。我也感动地哭着说，兄弟，多抱一会儿周老师。其他的人见此情景，眼里也噙满了泪水。一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把徐迟、陈景润、周明三个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024年5月22日是陈景润诞辰91周年。1996年，陈景润、徐迟两位先生先后离世，如今只剩下90岁的周明老师，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感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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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哥德巴赫猜想》后，几十年来有无数人读过这篇作品，尤其在作品发表后，正逢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使这篇报告文学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那个年代，我年龄尚小，未曾见到当时的盛况。但后来在我和周明老师三十年的亲密交往中，多次看到听到人们与周老师谈论《哥德巴赫猜想》创作始末。1997年，我在《中国文化报》文学副刊工作时，也曾请周明老师写过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整版回忆文章。尽管有不少媒体采访报道，但我以为最权威最全面的还是2008年1月纪念《哥德巴赫猜想》创作发表30周年时，周明老师应其曾任职的《人民文学》之邀，撰写的专题文章《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在那期杂志的卷首语中，编者这样写道：
三十年前，一九七八年的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那万物复苏的早春时节，这篇作品确如一响春雷，它表达了从浩劫中走出的中国人的深切省思，当陈景润因献身于科学而成为当代英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在这个时代，中国人发现，我们的面前天高地阔，中国人在追求知识和建设国家的伟业中重获梦想和力量。
我相信，陈由伟肯定无数次看过《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周明老师等人关于这篇报告文学的纪念文章。即便如此，作为一个儿子，特别是在少年时期就失去父亲的儿子，陈由伟还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父亲的点点滴滴。
陈由伟问周明老师，您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是什么印象？周明老师拿着2008年那期《人民文学》，稍微思忖了一下，陷入回忆——
说来话长，具体说当时编辑部为什么要组织采写这篇报告文学，主要是基于当时百业待兴，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四化，自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由于十年浩劫，知识分子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党中央要进行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并为此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编辑部的同志得到这个消息后深受鼓舞，经过研究，决定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在讨论采写哪位科学家时，想到民间流传的一个故事，即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的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那个代表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重。大家纷纷说，就写陈景润。
然而，也有人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他过去被打成“白专”，整天扎在6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演算。同时，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写？这个作家必须有写过报告文学的经历，还得懂科学。之后，大家都说到一个名字，他就是写过《李四光》《祁连山下》的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徐迟。
其时，周明在《人民文学》负责散文、报告文学的编辑组稿工作，这一重任便毫无意外地交给他落实。周明与徐迟亦师亦友。彼时徐迟正在湖北武汉，当他接到周明的电话，内心就像滚滚奔腾的长江一样。经过多年痛苦折磨的诗人，太想抖擞精神、放声歌唱了。很快，徐迟就来到北京，他催促周明尽快联系陈景润，马上开始采写工作。
经过中科院领导和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的鼎力支持，徐迟和周明在一个明艳的秋日里，终于见到了所谓的“科学怪人”陈景润。他个头不高、面颊红扑扑的，身着一套旧蓝制服，里边穿着白衬衫。
当周明把采访意图告知后，陈景润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大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不过，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陈景润的天真与窘迫，让周明、徐迟、李尚杰三人都笑了。徐迟终究是经验丰富，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后来，又经过几天的接触，徐迟越来越觉得陈景润有料儿，他动情地对周明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陈由伟虔诚地听着周明老师讲述，生怕有一句漏掉，记忆宛如电影般一幕幕呈现在眼前。他问：“周老师，您到过当时还在中关村88号的数学研究所，我父亲的那个只有6平方米宿舍吗？”周明老师很干脆地回答：“到过。开始那地方你父亲视为禁地，一般人进不去。后来，我和徐迟耍了一个小花招。我们让李尚杰先进去，在他们说话的空隙，我们再突然闯进去，结果一看，才发现那间宿舍太小了，到处都是演算纸，连床上也是，床边有个布袋，里边杂乱放着衣服，床下放着饭碗。后来报告文学发表后，屋里还堆了两麻袋的读者来信。”陈由伟说，他也多次去过父亲的那间宿舍，只可惜那个院子现在已经拆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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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纷纷转载。一时间，陈景润、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几乎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可以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被誉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繁荣的报春花。
对于这篇报告文学的故事，周明老师等人的文字多有记载，无需我再赘述。现在，面对陈景润唯一的儿子陈由伟，多年的媒体素养让我不能不“挖掘”他的故事。
陈由伟出生于1981年。那一年，陈景润48岁。前面说过，《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1月发表后，陈景润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许多女孩子向陈景润表达了爱慕之心，有的随信还寄来了美丽的照片。坊间传说中的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身心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事实上，并非如此。
周明老师说，最初采访陈景润，我们也是把他当成怪人的。可随着采访的深入，发现他对好多知识都懂。譬如，他经常听电台，也关心时事政治。有一次，陈景润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发的邀请函，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出席这次会议的世界各国学者有三千多人，确定作学术报告的仅十几人，亚洲只有两人，一位是中国的陈景润，另一位是日本学者。陈景润觉得事情重大，便主动向数学所和中科院领导报告。院领导态度很明确：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去还是不去由你自己考虑。你可以直接答复。
陈景润经过一番考量，给联合会主席先生写了回信，内容大致有三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前台湾占据着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解除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多么美妙的回答！这不由地使人想到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曾说过的那句名言：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社会上有传说陈景润的夫人是从众多来信女孩中选择的，我试探着问周明老师和陈由伟。周明老师肯定地说：不是。陈由伟说：当时确实有很多女孩给父亲写信，但父亲多数没有看。而为了保护女孩们的隐私，他把那些信都装在麻袋里，从未让别人看过。至于他和母亲由昆的相识，源于父亲在一次出国访问前到309医院结核科做体检并住院治疗，当时母亲正好从武汉156医院到309医院进修，又恰好是父亲的值班医生。经过两个月的接触，父亲发现他已经离不开母亲了，于是勇敢地表达了爱意。陈景润比由昆大18岁，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并没有遭到由昆父母的反对。在陈由伟的记忆里，父亲的嘴巴很甜，外公外婆非常喜欢他。
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那一年，陈由伟还不满15岁。陈由伟记忆中的父亲，是那永远在书房里忙碌的背影。为了不影响父亲工作，母亲常限制他到父亲的书房。可一个孩子哪顾得了那么多，陈由伟该去还是去。面对孩子稚嫩的脸庞，陈景润当然要暂时放下演算，逗儿子玩儿。
上小学，甚至到中学，陈由伟常被许多同学议论：“那个孩子就是陈景润的儿子！”“哦，陈景润的儿子，那数学还不得永远100分！”这样的话无疑会给陈由伟带来压力。即使父母一直坚持让孩子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可妈妈由昆也不可能没有压力，她会幽默地鼓励儿子：“你的学习成绩必须好，尤其是数学，不然别人还以为是继承了我的遗传基因呢！”
陈由伟的话让我和周明等人都笑得一脸灿烂。陈由伟说，在上小学前父亲就启发过他一些学习数学的方法，可他那时还理解不了。他上小学时更喜欢画画，往往趁父母不注意，就顺手在墙上到处涂鸦。本来妈妈要说他，父亲却找来大白纸贴在墙上，并且在上面写道:中国少年儿童学与玩。陈由伟最初对父亲的好奇与崇拜倒不是因为数学，而是由于父亲的特殊技能，即种什么都能活。不要说一般的花花草草，就是他吃过的苹果，种下也能让果核长出苗儿来。显然，陈景润不是个严父，他在儿子的眼里就是个老顽童。
也许，陈景润也曾有过让儿子成为数学家的梦想。但陈由伟在高中选择了文科，大学又到国外选择了商科专业，他想成为金融家。可是，在一次次对父亲的思念中，他冥冥之中又感觉到父子之间的心有灵犀。独自在国外的日子里，他有时会在图书馆里翻看关于数论的书籍，书里有父亲的“陈氏定理”，这会让他感到父亲的温暖与灵感加持。夜深人静时，他常叩问自己：父亲对数学为什么如此热爱？这门学科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父亲数学天赋的基因有没有遗传给我？陈由伟说，追随自己的内心，大二他更换了专业，选择数学！
2012年，学业有成的陈由伟回到祖国。他不会忘记，父亲曾有个数学强国梦，他要弘扬父亲的科学家精神。他看到想到的就是数学的基础教育，尤其是乡村教师数学水平的普及与提高。于是，2022年7月，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由陈由伟领衔的陈景润科学基金会成立。2024年3月，陈景润科学精神教育基地揭牌，地点选择在厦门。因为，陈景润对故乡福建，对厦门大学有着很深的感情，那里是他数学梦想起飞的地方。
陈由伟说，父亲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与帕金森病魔搏斗的过程中，始终要求把办公桌放到病床边，他要不停地工作。他甚至要求护士输液一定要扎左手，倘若左手没处扎了，就扎双脚，但绝不能扎右手。陈景润说，我要工作，如果不工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或许就是对科学家精神最好的阐释。
周明老师的散文集《文坛记忆》再版不久，书中收录了他撰写的那篇《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我便带来几本赠给大家。陈由伟取过两本，请周明老师为他和妈妈由昆签名留念。周明老师拿起笔，沉思了片刻，为陈由伟写道：传承陈景润科学家精神！为由昆女士写道：向您学习，爱科学，爱科学家！
房间里爆发出热烈掌声。这掌声虽然只来自七八个人，但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心声。遥远的黄河、长江，大概也会与之共鸣、高歌！（红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