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我走出校门工作不久，被分配到咸宁市马桥镇一个叫王家畈的村驻队。
那时候的农村好穷，善良纯朴的农民将打出来的粮食，筛了又筛，用风车扇了又扇，把最饱满的交给国家，企望用自己满是老茧的双手，打牢还不扎实的国家基础。村民们对驻村干部非常热情，不仅对我们笑脸相迎，还倾其所有招待我们。尽管他们倾其所有，饭桌上也仅仅多一盘煎鸡蛋或者煎鸭蛋，其它菜都是他们从菜地里摘回的时蔬。因为穷，善良的父老乡亲们总一脸歉意地叹息无钱招待贵客，只有自己家里养的鸡、鸭下的蛋。我们下去帮村民们插秧、割谷、挑谷，同吃同住。
记得我第一天去王家畈村，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成在一座青砖青瓦、实木大门、铁艺窗棂的老屋前迎接我。他的家就住在这座老屋旁边。他的爱人一大早把一家人昨夜换下来的衣裤洗了，晒在这处老屋大门左边空场上架着的竹竿上。五十来岁的王支书一脸笑地对我说了一些“欢迎、欢迎”之类的好话后，转身将他爱人晒在竹竿上，还没有干透的衣裤取下来，双手紧抓着竹竿，走到自己家门口，举起竹竿，对着一群正在田边觅食的鸡打了过去，将一只老母鸡打翻在地，他连忙跑过去把它抓在手上，哈哈笑着唤在不远处田里做事的爱人回来弄中饭，说有贵客来了。我呆呆地看着他提在手上的鸡，晓得他把我当他的儿女疼。他的爱人拖着长腔，高兴地答应了一声，背着锄头，提着竹篮回了，从王支书手上接过还在挣扎的母鸡，笑着对我说：贵客！贵客！只是冇得好招待。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很清楚我的父老乡亲养鸡、养鸭是舍不得宰的，他们指望鸡、鸭下蛋换油盐和牙刷、牙膏之类的生活日用品。我晓得王支书夫妇把我当他们同龄的儿女一样疼，无话可说。
我转身好奇地前后左右打量着面前这座与周边土坯房格格不入，有些西洋味的老屋，估计这是过去某个有钱人留下的豪宅。
王支书看见我在仔细打量这座老屋，便走过来向我介绍说这座老房子叫王家畈学堂，原来是新式学堂，后来是村小学。是从这个地方出去的一个叫王职夫的人回来修的。接着，他简单地给我讲了王职夫的故事，并且很自豪地说：“你肯定晓得珞珈山，原来叫落驾山，武汉大学开始选址建校的时候，就是这个建王家畈学堂的王职夫全部捐出了落驾山所有土地，才有今天的武汉大学。后来闻一多教授把落驾山改成了珞珈山。现在武汉大学名扬天下，却很少有人晓得珞珈山是我们这里的太爹捐的。王家畈人同族同宗，王职夫辈分长于王清成，他叫他太爹。”
王支书的几句话将我惊得目瞪口呆。一个不识字的咸宁人成就了一个世界知名的武汉大学，但还远远不仅仅于此。从此时起，王职夫和王家畈学堂便立在我的精神殿堂，成了碑。巧的是，十年前我因为写一部长篇小说，涉及到武汉大学，去武汉大学档案馆查资料。我一头扎进档案馆，在馆内浩如烟海的档案中留连了一个星期。某一天，我惊奇地看到了王职夫捐出落驾山建武汉大学的宣纸契约，契约上有王职夫的亲笔签名和印章，我喜不自禁地为我的这位乡亲的义举连连赞叹，并且好奇地继续查找到了王职夫陆续购买落驾山所有土地的约纸。我捧着这些用中国传统毛笔，写在中国传统宣纸上，被武汉大学保存得非常好的文物，思绪万千。
偏居咸宁市马桥镇王家畈村的王家畈学堂，面朝咸宁人的母亲河——淦河，背依张家园山，名不见经传。大名鼎鼎的武汉大学，坐落在名扬天下的东湖边、珞珈山下。这两所看似不搭边的高等学府与小学堂，却因为一个不识字却懂得“教育救国”大道理的农民实业家血脉相连。
武汉大学建校前，积贫积弱的祖国已经被外国列强宰割瓜分得支离破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倒台后，中国一大批已经觉醒的有识之士开始奔走呼号救国。要唤醒国民，启民智，“教育救国”成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救国良谋。
20世纪初，在湖南常德读中学的向警予与余曼贞等七位女学生义结金兰，对天发誓：誓死振奋女子志气，推动男女平等事业，完成教育救国的目的。在国家危亡之际，年轻的向警予以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发同胞的民族国权意识。1928年5月1日，因为奔走呼号救国，在武汉珞珈山麓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向警予的死震撼了社会，更震撼了武汉三镇。大家茶余饭后讨论着同一个话题：这个年仅33岁的女子，为了救国连生命都舍得，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
在武汉，一大批实业家开始舍小家救大国，王职夫便是其中之一。王职夫又名王甫秩，在王氏家族是“甫”字辈。他少年丧父，母亲因为眼疾双目失明，家里田无一升，地无一角，无钱上学，只得到石门寺经馆烧火做饭。不久，他的母亲拜托一位在汉口码头做苦力的同乡，带王职夫到汉口谋生。因为他人小机灵，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对英国律师夫妇的喜爱，他们将王职夫带回家做家僮。王职夫聪明，勤快，好学，头脑灵活，这位英国律师经常将他带到洋行谈生意。不到两年，王职夫不但懂得了生意门道，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做了这对英国夫妇的管家。
勤奋，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王职夫也因为勤奋，深得雇主赏识。在雇主家做管家不到两年，这对英国律师夫妇要回英国办事，把整个家和业务交给王职夫打理。王职夫认认真真地管理他们的家，经营他们的生意，等他们回来，可左等右等雇主夫妇却一去不复返，而且杳无音讯。王职夫一边管好他们的家，一边在汉口做起了桐油、茶叶等中国特产的出口生意。1916年，他被聘为美国商人福禄士的翻译。三年后，他成为美商宝泰洋行的买办。几年时间，28岁的王职夫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1927年，大革命掀起了打击买办风潮，王职夫放弃买办，利用自己积累的资金做起了房地产生意，他在汉口、武昌购买了大量田地山林，其中就包括东湖边的落驾山。
武汉大学筹建时，建校占地面积非常紧张，当地恶势力以“占国民土地太多”为由，迫使停工。已经接受教育救国思想的王职夫，得知正在建设中的武汉大学因为土地紧张，被当地黑恶势力强迫停止施工，义愤填膺地抱着装有他购买落驾山所有田地、山林的约纸，赶到武汉大学，将整个落驾山无偿捐给武汉大学建校。武汉大学为了回报他的义举，决定从当年起，每年免除三名王职夫祖籍咸宁县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学生的学费，藉作纪念，以昭后世。
王职夫因为贫穷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但是穷苦人勤劳的高贵品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变得富有以后慷慨解囊，以图教育救国。王职夫用他的人生经历，对“勤劳”二字作了精彩注解。
1937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试图吞并中国。王职夫抱着“教育救国”的梦想，带着请建筑师设计的图纸，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咸宁王家畈办新式学堂，取名“王家畈学堂”。为了让后世记得王职夫的好，村民们给这座新式学堂取名为“职夫学堂”。但王职夫不同意，他想出一个主意，在开建王家畈学堂时，要全村所有人家，每家出一个鸡蛋，作为“王家畈学堂”的建设投资，这样家家都投了资，“王家畈学堂”便人人有份，这所新式学堂便是王家畈村民的公共财产，不是王职夫的个人财产。此后，从这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个个都是国之良驹。
王家畈学堂，这所远在珞珈山外的小学堂，与武汉大学一样，都承担着为国育才的重任。它们因“教育救国”而血脉相连。（陈敬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