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甲骨文、竹简帛书、古抄本、版刻书、活字本、钤印本等诸多不同样式的古籍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文化愉悦感？
为何宋代四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值得我们关心和守护？
为何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黄善夫刻《史记》、《坤舆万国图》等让人怦然心动？
为何《纳西东巴古籍》《清代科举大金榜》《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古籍文献是世界级的记忆遗产？
究其原因，除了文献本身的珍稀性质之外，还有鉴赏家在美学欣赏上给这些古代书籍赋予了文化、历史的价值，还有版本学家通过他们的工作，“抖落了古旧书籍上尘埃，让它们发出了珍珠般的光芒。”
古籍是传承和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典籍琳琅，照见中华文明的广大、持久。了解古籍，不能不了解版本。
在典籍中尽可能为未来保留文明的种子，是中华文化延续发展的动力之一
古籍是古代的文献典籍，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将文明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将历史记忆保留在祖国的文献中，是中华文明的特点之一；在典籍中尽可能为未来保留文明的种子，是中华文化延续发展的动力之一。重视典籍、珍视传统的文明特色，因时因地、历代延续的文化特质，不仅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根基，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底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文化的空间。
据权威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古籍约20万种50万个版本，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著录的全国485家古籍收藏机构及个人收藏的古籍珍品已达13026部。珍藏在各级各类古籍善本书库中的古籍，需要古籍人的专业守护、科学研究和揭示阐发，才能让古籍在当代发挥价值。
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古籍化私为公，成为人民共享的珍贵典册，典守者、研究者和传播者的责任重大。古籍馆员在各级各类图书馆、博物馆中守护大量的古籍，一代又一代人默默奉献；古籍研究者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长期从事古籍的整理阐释，为古籍的当代转化贡献力量；古籍整理出版机构通过仿真影印、点校整理、译注解读等方式为人民提供便于阅读的作品。
古籍版本的研究就是以这些古籍为基础展开的，同时具有职业工作性质、学术研究特点、自成系统的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就学术研究来说，对古籍进行调查、收集、归类、整理、校勘，对现存的每一部古籍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各个刊刻机构编刊的情形加以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对古籍的编写、刻印、流传、保存的情况予以揭示，对古籍的载体、形制、文本内容予以分析，对古籍的制作工艺、生产要素、保存保护加以研究，构成了古籍版本学的主要内容。
以古籍作为重要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先民们的智慧创造，传承和弘扬这一文化是大众参与的历史进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对经历史选择、传承至今、作为精神文化和民族记忆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展开全方位的保护行动。古籍的保护、研究和传承不能是图书馆、博物馆、高等院校、出版单位和宣传机构单独的行动，必须是集合了各系统各单位力量，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实践中展开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事关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基础工作。
版本是对古籍多样性的考察与揭示，版本学的出现是文化发展繁荣的结果
版本的故事，是人和书的文化历史。一部古代的书籍由编纂者编写、出版者刊印后进入书籍世界，交易、交换、流布、传承，在阅读者手中阅读、鉴赏、传递、守护，经历了时间、人事、自然的重重考验之后，最终成为我们所认知的古籍。
版本，在特定语境中一般指书籍，特别是雕版刷印书籍的不同本子，因此也可以用“板本”一词。随着雕版印刷成为历史，我们就基本上不再用“板本”这个具有历史感的词汇，与此同时“版本”一词的意义也扩展到书籍之外的其他事物，成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标示词汇。
正如版本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所揭示的那样，研究版本，不单单是考察一部版刻书籍卷帙的全与阙、文字的误与确、刊工的工与拙、装帧的精与粗的学术操作，更是对事物的这种多样性予以全面的考察和揭示，并尽可能探寻其多样性表现的原因。
版本学的出现，是文化发展繁荣的结果。从甲骨文开始，中国的文字及其书写以艺术感、秩序感和形式感的特点得以传承和延续；从竹简书册开始，中国的书籍及其制作以无所不包的内容、无远弗届的影响、世代延续的发展，构成了中华典籍文明。
书籍作为一种信息集合和承载的物品，从其撰述的创作环节到生产的制作环节，从流通的市场环节到递藏的传承环节，具体的人对其所见、所持的每一部书都可能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的改变，书籍也就具有了人与事、时与势、地与世的历史属性，也就有了我们所见书的可见可知的诸多差异性和多样性。为了表达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就有了版本区分、鉴别和考订的必要。如果书籍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能够保持某种恒定的状态，也就无所谓版本学。在书籍世界中，变化是常态和必然，书的价值和人们的认识也因时改变，所以版本的鉴定和欣赏也就必不可少。
版本的鉴定和欣赏都是为了文明的传承。所谓的古籍欣赏，不是仅仅对珍稀的古籍发出惊奇的赞叹，抑或对古旧的书籍进行价值的判断，而是指对版本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和艺术价值予以尊重，并在交流、分享和传播中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正如作家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所说，文化“只有传承，才能欣赏”，“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享受文化愉悦的同时，不忘初心，传递文化，因为有些事对我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我们有义务将这些瑰宝推向世界。”
古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丰厚且坚实的精神资源
版本学作为一门具有学术色彩的中国传统学问起源甚早，其繁荣则肇端于明代。版刻书籍经唐、五代到宋元，编纂者、赞助者、写手、刻工、书坊主、藏书家共同协作，为后世留下了精妙绝伦的诸多艺术珍品，数百年间的书籍艺术和典籍制造让古籍版本成为可能和必须。至明代，人们继续将典籍收藏、守护和传承视为国之大事，把书写文明与国家文脉之势、个人精神之学相关联。
诚如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所说的：“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所谓常道，是和人民生活相关的大道，它常以书籍形式传承下来，其中反复为人阅读、研讨、欣赏者便是经典。
经典不是被当作装饰性的古董、知识性的读本、粉饰性的文字，而是被当成具有社会教育意涵的典范、文化传承意义的准则以及自我觉醒意义的典籍。
研读古书、欣赏古籍、传承古典，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古籍、目录，不再仅仅是一种记录古代人种种色色“产业库藏”的册子，不再仅仅记录“名状数目”而已。版本、校勘，在书籍的刊刻、收藏、鉴赏、研究的基础上成了学术的关注点和出发点。明人宋濂《文宪集》、吴宽《家藏集》、祝允明《怀星堂集》、杨士奇《东里文集》、陆深《俨山集》、文徵明《甫田集》、郎瑛《七修类稿》、杨慎《升庵集》、郑晓《今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焦竑《玉堂丛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多有收藏、鉴赏、传播古籍的文章。至于《文渊阁书目》《南雍志·经籍考》《古今书刻》《行人司重刻书目》《澹生堂藏书目》《百川书志》《内板经书纪略》《内阁藏书目录》《汲古阁校刻书目》等公私藏书刻书目录出版，使古籍版本之学向纵深发展。
清代的版本目录学是清代学术之林的一个门类，校勘目录学与经学、小学、史学、考据学、地理学、金石学、诸子学、治事学、历算学、博物学等共同构成了清代朴学。从朱彝尊、钱曾、徐乾学、章学诚、何焯、卢文弨、纪昀、鲍廷博、彭元瑞、吴骞、丁杰、陈鳣、秦恩复、黄丕烈、阮元、顾广圻、周中孚、张金吾、谭莹、钱熙祚、张文虎、莫友芝、丁丙、张之洞等，直到晚清民国时代的杨守敬、缪荃孙、叶昌炽、叶德辉等，莫不以藏书、鉴书、校书、刻书为志业，鉴赏与校雠并重，著述与争鸣并进，推动了版本学的深入拓展。传统的版本学问被系统总结和提高，《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书敏求记》《经义考》《爱日精庐藏书志》《善本书室藏书志》《书目答问》等都已是版本学的经典名著。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古籍人才培养、收藏保护和整理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以此为职业者颇夥，且专门之家辈出。刘国钧、谢国桢、王重民、顾廷龙、赵万里、张秀民、张舜徽、胡道静、魏隐儒、冀淑英、宿白、来新夏、丁瑜、李致忠、韩锡铎、杨成凯、曹之、肖东发、陈先行等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等单位的从业者，皆有古籍研究论著行于世，构成了新中国古籍版本学的新样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丰厚且坚实的精神资源，成为新中国古籍工作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关怀古籍事业，把古籍工作提升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战略高度，“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多次参观古籍展览，提出了“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论断，亲自批准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的项目，强调要“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不仅为古籍保护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古籍版本的研究指明了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