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骨子里，有着根深蒂固的书斋情结。书斋本意是幽静雅趣所在，而书生本色则贵有书卷气，精神世界极丰富，即便帝王贵胄亦是如此。所以陋室也好，华屋也罢，首在讲究，以物言志。格调不乏，自然“信是闲中好，相忘古话长”。一角一隅，无拘内外，一器一物，慰己心肠。
古人对书斋陈设论述亦诸多，如文震亨《长物志》、李渔《闲情偶寄》、高濂《遵生八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陈继儒《小窗幽记》等，当中明窗几净，朝夕清风，清供珍玩，愈古弥珍，确实令人神驰，出世与入世，皆仿佛间。李商隐诗云“故山归梦喜，先入读书堂”，也可管中窥豹。
此外，书斋是最见主人心性的。俗雅之别，一目了然。周作人就曾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所以，清雅之人“谈笑有鸿儒，往来不白丁”，其书斋所藏，自更应别具手眼，此既可明心见性，亦不落俗套。
书斋陈设之物，囊括古琴、铜炉、印章、明清家具、地毯、折扇、赏石、笔筒、瓷器、书画、古籍碑帖等，门类繁多，俱清雅怡情之物。倘若器具有式，位置有定，则客至共坐，青山当户，流水在左，琴音绕耳。或真有不让袁枚“小仓山房”、张大千“大风堂”、王冕“梅花屋”等名斋之自得。
【文房四宝】
笔墨纸砚，铭心之品
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所谓“名砚清水，古墨新发，惯用之笔，陈旧之纸”，此四种功能各具的“清供”共同构成了文人笔耕丹青的必要条件，亦成为书斋中不可或缺的陈设雅玩。又古语有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而其性能佳善者，如“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最为文士所钟。
其中，“湖笔”誉为“笔中之冠”，产于浙江湖州，其行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书乃沉着。元代书坛领袖杨维桢曾作《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言及“吴兴陆生某有才学而隐于笔工。……而制之精者标其号曰‘画沙锥’。尖圆遒劲健，可与古韦昶争绝。余用笔喜劲，故多用之。称吾心手，吾书亦因之而进。”即是赞誉“湖笔”之中的名品“画沙锥”为古法制笔，对其书甚有助益。
“徽墨”因落纸如漆，色泽黑润，万载存真，可谓倍受青睐。如宋时张遇以制“供御墨”闻名于世，“墨仙”潘谷所制“松丸”“狻猊”，其墨“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则有“墨中神品”美名。苏轼亦曾诗云“一如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怀思潘谷。
而以“宣纸”题诗作画，墨韵清晰，骨气兼蓄，亦得神采飞扬。古人曾赞其质“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宣纸最早著录于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而故宫博物院藏《游春图》和《五牛图》，其托纸亦是宣纸。另有“宣纸”中的名品“薛涛笺”，歌咏不绝，惜今人已难得见其真容。当然，诸如“左伯纸”“谢公笺”“澄心堂纸”等，文人亦是遍处搜访，期有所得。北宋蔡襄即曾有《澄心堂纸帖》委托他人代为制作或搜访“澄心堂纸”，可见讲究。
《文房四谱》中“以砚为首”，知其之厚重。砚传千载，古往今来好砚者不乏，如欧阳修、纪昀、苏轼、沈石友等，皆一时文豪，撰文著述，辑之成谱者亦多。如宋代如欧阳修之《砚谱》、米芾之《砚史》乃至清代纪晓岚之《阅微草堂砚谱》、吴兰修之《端溪砚史》以及沈石友之《沈氏砚林》，均是砚学专述。另有“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为康熙皇帝铭砚的佳句，乾隆皇帝举一国之力钦命编纂之《西清砚谱》，则堪称群谱之冠。此皆可见砚台为“读书人”几案不可或缺之物。
【文房器玩】
雅人深致，陶性抒怀
除文房四宝外，如笔洗、墨床、笔架、臂搁、砚屏、笔筒、镇尺等，这些文房小件，亦是书斋清雅典范。以笔架为例，又称“笔格”或“笔山”，其之美在于型，也胜于材，尤是奇山型笔架，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水晶山形笔架”置于桌案前，文人哲思之时，即可饱览嶙峋走势，通感山川之气脉。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青玉三鹅笔架”雕琢“三鹅”及谷穗、花枝等，则寓意洁身自好、岁美年丰，亦契合书斋气质。文人书案上，臂搁亦为常见之物，材质多为竹木、象牙、瓷陶等，其上亦多篆刻文人画，富有书卷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墨彩竹节式臂搁”，绘竹叶图，画旁又题“琅玕枝半疏”五言诗句，画笔疏简，形制逼真，甚有特色。亦或同样故宫藏“竹雕菊花臂搁”，画面以菊花为主体，据守半边，构图奇峭，又辅以竹叶，亦契合“君子”所求，含义隽永。另有“笔掭”造型多样，精雅别致，也极尽巧思，彰显着书斋主人的品位与格调。其余文房小件，同样都各司其职，既实用又能摩挲赏玩，乃趣味横生。
乾隆皇帝虽龙御天下，称“十全老人”，然仍以读书人自居，其更曾亲自参与部分文房样式的设计。乾隆元年《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里即有载“御笔画得水盛、镇纸、笔山、墨床纸样，奉旨：照样做合牌样呈览,准时俱做掐丝珐琅……”此外，内廷还发样交由地方造办处制作，如“文竹盘二件，内盛文竹笔筒、墨床、镇纸、水盛、砚盒随绿石砚……交江宁织造寅着照样成作，文竹笔山二件，又笔山发往杭州，交寅保照样配做笔山二件，其盘内糊雪花锦垫。”由此可见，但凡雅人深致者，以文房器玩相伴，可陶性，可舒怀。
事实上，世代诗礼簪缨门第，即是寻常生活物件，亦极为讲究，更况乎书斋“言志之物”。盖因其审美旨趣与精神洁癖，独与时俗异也。如曹雪芹《红楼梦》中，关于器物的描写，“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即颇足玩味。
【金石篆刻】
方寸乾坤，铭志寄情
评介文人，多言其“诗书画印”俱通，其中印章虽是文房小样，却是小器大雅，方寸之内见乾坤，尤是边款、印文等，可铭志，可寄情。如《历代印学论文选》中，赵之谦“钜鹿魏氏”边款中，即有言：“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人传，此理舍君谁可言。”赋之篆刻“以刀作笔”及“笔墨意趣”独到见解。林则徐自用印“历官十三省统兵四十万侯官林则徐少穆书画印”窥一生经历，“道义光明，秉彝之性。常念在兹，所志坚定”则一表心志。而弘一法师曾刻有一方印章“南海康君是吾师”，此则可窥其书风曾受碑学熏陶。故而，文人总乐以“篆刻”为逸事，或表心迹，或阐观点，或自我勉励等，金石嗜好也蔚然成风久矣。
另有明人沈野，其《印谈》载：“不著声色，寂然渊然，不可涯涘，此印章之有禅理者也；形若飞动，色若照耀，忽龙忽蛇，望之可掬，即之无物，此印章之有鬼神者也；尝之无味，至味出焉，听之无音，元音存焉，此印章之有诗者也。”其所述亦是“古印有诗，且有禅理，第心独知之，口不能言。”此说当不啻“画中有诗”之论。
【书斋赏石】
足不出户，坐看山水
书斋中的“清供”，赏石自是不可或缺，如吴文仲《十面灵璧图》卷首明代文人邢侗、黄汝亨题写的“岩壑奇姿”及“五岳片云”所言，即可作赏石文化的最佳注脚。
其或如高耸峭障，或似陡悬坠石，或呈伏地独石，可谓形态各异，得自然万千造化。将之配上座架，置于案头，其所化迹的“自然世界”，遂成为文人所求而不得的“桃花源”“小洞天”。此间足不出户，坐看山水的“冥思禅想”与“释儒道”所推崇的“天人合一”，亦甚是契合，故素为文人所珍，偶有所得，也喜不自胜。《太湖石记》曾载：“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覶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其义也是文人以赏石为“精神天地”的投影。
古往今来，文人与赏石，逸事亦不乏。如陶渊明有“醉石”，石上坳痕，称“陶公枕痕”；苏轼有“雪浪石”，名其室曰“雪浪斋云”；米元章有“研山”，制《研山铭》流传于今；米万钟有“非非石”，而后《十面灵璧》谓之艺林奇观……此皆以赏石所蕴“凛凛瘦骨，潺潺苍根”，自勉也。
【太古遗音】
清弦玉振，仙籁清流
古人言“琴棋书画”，以琴为首，盖因其清、和、淡、雅，寓之风凌傲骨，琴德最优，故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和“左琴右书”之说。古琴弦外之音，从其别称也可见其韵致。如以“鹤轸”代琴，或冠之“玉徽”美名，另有“桐君”“清英”“绿绮”“落霞”“虞弦”“七丝”“珠柱”等，累有二十余种，皆蕴有清弦玉振之味，作古琴雅称。究其雅称缘由，亦是诗情画意，如宋陈师道《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中，诗云：“人生亦何须，有酒与桐君”，而桐为斫琴佳材，故拟称为“桐君”。又唐王勃《与员四等宴序》，文曰：“古今惜芳辰者，停鹤轸于风衢。怀幽契者，伫鸾觞于月径。”则是相传师旷鼓琴，玄鹤来舞的典故，此后亦以“鹤轸”代琴。另有《梁书文学传.庾肩吾》，载：“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即琴徽每以玉制，乃得“玉徽”美名。
文人与琴，逸事亦不乏。如阮籍“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而嵇康弹琴，一曲广陵散，成千古之绝唱。此皆魏晋风度。及至两宋，朱伯原作《琴史》六卷，言琴“可包天地万物之声，可考民物治乱之兆，是谓八音之兴，众乐之统也。”一时间，洛阳纸贵。而不同时期，朝堂诸名士，如范仲淹、苏轼、欧阳修等亦俱为深谙乐律之琴家，琴风之盛，可知也。其中，范仲淹终日琴剑傍身，即是嚼荠菜也得琴音。如其《荠赋》中有言“陶家翁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入口中，嚼生宫商角徴。”苏轼喜琴，因家藏多张“雷琴”，又撰《家藏雷琴》“谨当传示子孙，永以为好”。亦写《琴铭》，为琴曲填词，作琴歌《醉翁吟》等，知其“玉指冰弦，未动宫商意已传，归去无眠，一夜余音在耳边。”而欧阳修作《三琴记》，盖因其家三琴，其一传为张越琴，其二传为楼则琴，另则传为雷氏琴，皆声清畅远。其《欧阳修集》中，更有言“吾尝有幽忧之疾，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孙友道滋，受宫音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体也。”可知琴音之“去物欲，简尘事”，平心养疾也。
由此可见，文人书斋中，三两老友，琴音神会，曲境心造，杯酒同歌，自可蕴藉“卧游之心”，返其天真，亦当足可慰人心肠，数声清烦襟也。
【古籍碑拓】
惟有读书，不负春光
文人好古，读先贤书。无论津沽梁启超之“饮冰室”、吴门文徵明之“停云馆”，亦或京师纪昀之“阅微草堂”、江宁袁枚之“小仓山房”等，既出鸿儒硕士，自是书香满斋室。又雪夜闭门，躲进小楼成一统。读圣贤之言，阅名流著述，发思古之幽情，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冥然兀坐，万籁有声也。文人藏书亦蔚为壮观，旧有藏书楼，如归安陆氏“皕宋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宁波范氏“天一阁”以及湖州刘氏“嘉业堂”等，皆藏书万卷，宋、元两代精椠不乏。近则有黄侃，人谓之“书淫”，其不以为讽，诗云“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梁实秋亦有书癖，某年其因忘晒书，大饱蟲鱼，为之扼腕痛惜，篆印“饱蟲楼”以自警。另有鲁迅、郁达夫等，也得藏书之趣，更未尝一日辍书。
古籍分版本，初刻、后刻、翻刻等，而碑拓亦为其中一大门类，其俗谓“黑老虎”，其色多为黑白，亦有朱白，所呈现之鲜明色彩对比，若自然之阴阳、虚实、开合，奥妙无穷尽。旧时文人足迹遍殆荒山古野，每得一碑，亲为拭洗，椎拓精致，亦或诸馆肆中，博求远购，但有善本，必倾所有，收入箧中。如《王右军辞世帖旧拓》唐宋官帖均未见，是必单行私家秘本，楷法精严，刚劲铁骨，自是难得珍本。亦或者宋拓定武兰亭，捶刻精工，又传为欧阳询摹勒，宋代时期即以“定武本”自雄，文人亦以题跋“定武本”相夸。故书斋中，架上古籍碑拓，展读之，则是神交古人，纸墨相发之“精神世界”，其思古之深情，一发而不可止也。
古人讲究，书斋“清供”，必是长物。而长物者，如明人宋诩于《宋氏家规部》中所言，为“凡天地间奇物随时地所产，神秀所钟，或古有而今无，或今有而古无，不能尽知见之也”，其富有精巧雅趣，或大或小，或巧或拙。文人所嗜好者，盖因对于玩物过程的“优雅与闲适”，一往而情深如故也。因而，书斋文化，看似追逐旧文人的余影，然往往意味着高级审美，有着“吟风弄月”的精到、烂漫之处。“文房清供”流传至今，今人得之，或承其法，溯其源，融其乐，可渐趋其志。人能好古，愈久弥珍，而古物也尽其所用，玩物尚志，大抵如此。(子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