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今年首次向公众开放，目前正在展出“兰台翰墨 家国春秋——明清历史档案展”等多个展览，数百件珍贵档案实物首次亮相，并向观众讲述明清档案在近代的坎坷经历和在现代的重获新生。

　　明清档案是我国唯一留存下的古代国家档案，是近代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

　　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新材料的发现，有力推动学术的发展。有一种说法称近代中国古文献有四大发现，按照文献涉及内容的时代顺序，分别是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

　　这些文献重光于世，让有识之士为之振奋，然而在近代中国，它们被抢夺、被偷窃、被烧毁的危险也随之而来。这些文献能够保存至今殊为不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专门负责收集管理明清两朝及以前各朝代中央机构形成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2022年7月对公众开放的两项基本陈列，“守护国家记忆 传承民族文脉——明清档案事业发展历程”讲述了明清档案在近代的坎坷经历，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档案得到了妥善保管与运用；“兰台翰墨 家国春秋——明清历史档案展”则通过保存至今的明清档案实物，讲述明清两朝的历史流变。

　　元代以前的国家历史档案留存极少，它们大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存的是明清两朝的历史档案，共77个全宗1000余万件，其中以清朝档案占绝大多数，明朝档案仅留存千余件，是清朝为了修《明史》而收集的。明清两朝的档案管理制度已相当成熟，设有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和收贮档案的库房。

　　位于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是收贮明清皇家档案的库房，它始建于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年）重修。“宬”这个字较为生僻，《说文解字》云“宬，屋所容受也”，清代学者段玉裁在为《说文解字》作注时，又提示读者“宬之言盛也”，以宬为名的宫殿只有皇史宬一例。这里收贮的是实录、玉牒、会典等文献，清朝重修时，在皇史宬正殿中筑高台，高台上陈列精致的木柜收贮文献，隆重其事，就是要凸显这批文献的重要性。

　　明清两朝另一处重要的收贮档案的库房，在紫禁城中的内阁大库，今天当我们为了欣赏书画而涌入文华殿时，文华殿对面的那一个不开放的院落总是被忽视。内阁大库就设在这个院落中，它分为东西两库，西边的一库因收贮红本而称为红本库，所谓红本是用朱笔加批的奏章，东边的一库因收贮实录、表章而称实录库。内阁大库在建筑上并没有特别之处，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建筑，却收贮了海量档案，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矿藏。

　　不过，在获得世人的注意前，明清档案却要经历一番又一番痛苦的折磨。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将这座汇聚中西文化特色的伟大艺术宫殿摧毁，英法联军野蛮抢夺园中文物，致使大量文物流失海外，亦严重损坏了收贮在圆明园中的档案，这年十月初四一封奏折即称圆明园“档案房前后堂、汉档房等处被焚，满档房、样式房等处尚存数间，亦被抢掠”。样式房收藏了一批做工精致的“烫样”，即要建造的宫殿的立体模型，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产物，一把火烧去的不只是文献，也是独有的文化瑰宝。

　　明清档案在近代历经战乱、迁徙等重重苦难，留存下来十分不易

　　作为清朝最重要的一座档案库房，内阁大库到晚清时疏于管理，库房太小而档案太多，档案杂乱堆放，并且还要受到风吹雨淋、虫蛀鼠咬，人为损坏档案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因为要维修已经破败不堪的内阁大库，烧毁红本4500捆大约30万件以减少库存。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人尚且不能安生，何况档案。

　　1909年，因为内阁大库重修，部分档案转移到了库外，1913年时移至国子监的敬一亭收贮，当时这批档案归属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管理。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曾检视过这批档案，他在杂文中毫不留情地揭露这批档案的一些遭遇，例如被意欲在档案中觅得宋版书等“大宝”的人惦记，又如工役们将装档案的麻袋拿去卖钱，而麻袋中的档案就随意抛在地上。更加令今天读者惊讶的是，1921年北洋政府因为财政紧张，竟将内阁大库档案约八千麻袋，卖给了西单路口的同懋增纸店，纸店买档案的用途可不是为了研究，而是要将其化为纸浆再造纸。这便是中国档案史上的“八千麻袋”事件。

　　以研究甲骨文而著称的学者罗振玉，已经注意到明清档案的重要价值，他得知一批档案已流入同懋增纸店后，于1922年以12000元的价格买下，从中选择了部分档案刊印成书。罗振玉虽使这批档案免于湮灭，但他将其视为自己的私产，除自留一部分外，大部分卖出去了，从中获利不少。

　　“八千麻袋”事件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对明清档案的关注，但要等到1925年，这批档案才算有明确安排。这一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古物馆、图书馆等机构，图书馆下设文献部，专门管理明清档案及史料物品，这一机构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1928年相关业务从图书馆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文献馆。

　　受聘为文献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陈垣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曾说历史研究有第一手的材料，就决不用第二手的材料，明清档案正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第一手的材料。他十分关心明清档案的整理事业，提出了整理八法，并认为“凡做档案工作者，不宜将档案轻易分散及移动，所谓秤不离砣也”。

　　就在明清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逐步进入正轨之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已迫在眉睫，日寇的逼近让档案不得不踏上漂泊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明清档案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重获新生，再度光耀中华文脉

　　1932年，日军逼近平津，故宫博物院开始筹划文物南迁事宜。当时对于故宫文物的出路有不少争论，有人支持南迁，有人则认为故宫文物是城市文脉所在，不应离开。1933年2月，故宫第一批南迁文物从前门火车站出发，运往南京，之后抵达上海，此后又有四批文物运抵上海。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收藏的明清档案，也包含在南迁文物之列，一共3773箱档案从北平来到了上海。这不是明清档案的全部，也不是明清档案漂泊的终点。

　　1936年底，故宫博物院在南京朝天宫的库房修好之后，寄存在上海的文物陆续迁至南京。文物到了南京之后未满一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故宫文物又踏上西迁之旅。故宫文物分成南路、中路、北路三路迁往大后方，其中明清档案主要走中路、北路，中路1082箱档案沿着长江从南京来到宜宾，最后落脚乐山；北路956箱档案从南京出发到徐州，再经陇海铁路到宝鸡，再南下成都，最后落脚峨眉。在南迁与西迁的过程中，文物遭遇了日军的空袭、轮船发生故障、保存条件欠佳等重重困难，所幸完好无损，在此过程中，有故宫工作人员殉职，为文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三路故宫文物集合南京。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文物的大部分陆续运回北京，再度光耀这座城市的伟大文脉。明清档案也在此时获得了新生，1951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称档案馆，1955年该馆和皇史宬划归国家档案局领导，改称第一历史档案馆，此后又经历一番名称与隶属关系的变更，至1980年正式定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献部成立，明清档案的办公管理与档案库房基本都在故宫院内，进入新时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在2020年建成，明清档案有了更现代化的库房和展示空间。

　　档案的保存是为了利用，今天人们利用档案的方式甚至不再需要去档案馆中提取原件，也不再需要查看缩微胶片，只需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网站上就能查阅到大量数字资源，如77个全宗中的44个的目录，《清实录》《清会典》这两个大部头著作的全文。但档案实物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只有来到现场，才能感受到档案的巨大魅力，才能感受到这批档案能静静躺在展柜中有赖于国家的安定强大及对文化的高度重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展出的众多明清档案实物中，舆图档案颇受观众关注。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绘制的《大明混一图》，是我国现存绘制时间最早、尺寸最大的世界地图，该图以明代中国疆域为中心，标注出国内的地名，还标出亚、欧、非三大洲各国家地区与主要城市，展现了当时中国人广阔的视野，该档案2003年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绘制于晚明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则融合了当时东西方天文观测传统及最新成果，这幅制作精美的星图201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展出的清代《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总长77.4米，是迄今所知存世尺幅最长的中文古地图。

　　科举取士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清朝的“录取通知书”长什么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了清朝科举考试的考卷、“小金榜”和“大金榜”等。金榜因为写在黄纸上得名，“小金榜”是为进呈皇帝御览的科考名次，尺幅较小，而“大金榜”可以长达20米，悬挂在街道上，向所有人宣布本次科举考试的名次，这也是中选考生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朝“大金榜”于200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保存档案、文献、版本，就是保存了记忆，而保存了记忆，赓续了传统，在传统中开新，也就明确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