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水马龙的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东侧，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其名字颇为诗意——“百花深处”。历史上，这儿曾是一个美丽的花园，牡丹、藕荷、秋菊、蜡梅四季盛开。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画大师李苦禅就在此居住，除了画画，还为八路军秘密传递情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汉奸组织“新民会”拉拢各界知名人士为日伪政府撑门面，便找到李苦禅，结果被严词拒绝。之后，李苦禅辞掉了北华美专、北平美院的教学职务，因为这两个学校已被日本人接管。

　　当时，在北平西城柳树井胡同2号李苦禅的家里，还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他是国民党第29军军官袁祥峰。北平沦陷时，他与部队失散，便辗转躲到了李苦禅家里。两人约定的暗号是：如门关着，就是“家里没人，不必叩门”；如门开着，迎门影壁角下放一把破扫帚，就是“有可疑情况，不可进门”；如没有扫帚，就是“没事，可以进来”。

　　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贴出布告：窝藏抗日军人就要处刑。风声越来越紧，袁祥峰怕连累李苦禅，几次提出要走。李苦禅态度坚决：“你哪儿也别去！就是走，也得等我给你找到了好地方再走。”

　　与袁祥峰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后，李苦禅觉得他确实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这样的青年，应该送他到抗日前线杀鬼子。可问题是怎么送？找谁联系？

　　机会出现在李苦禅的学生黄骐良（笔名黄奇南、勃生）身上。那时，黄骐良常来李苦禅家里拜访，就询问袁祥峰今后的打算，袁祥峰表示要继续抗日。而黄骐良的伯父黄浩同志，真实身份则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特派主任，负责平津各情报站工作。黄骐良将袁祥峰的情况汇报给了黄浩。在黄浩的安排下，袁祥峰由秘密交通线交通员护送，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送走袁祥峰后，李苦禅明白黄骐良和八路军有联系，就提出自己也要到八路军那里去。黄骐良牵线搭桥，黄浩和李苦禅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后见面，两人假装散步游玩，边走边聊。黄浩表示，李苦禅是有名的画家教授，组织认为这恰恰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可以做地下工作，调查日伪汉奸的活动、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和爱国人士。

　　自此之后，李苦禅就开始到街头去画速写，他觉得哪些地方可疑，哪儿常来大汽车，他就去哪儿画。画画过程中，他会统计车辆密集度、记下车牌号等，把了解到的敌人的武器仓库等情况向组织汇报。那时，李苦禅居住的柳树井胡同2号成了地下联络站之一。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爱国人士等，常在那里藏身、中转。为了帮同志们掩护身份，他根据同志们的口音，给他们换上相应的衣服，再巧用笔墨，一番化装，年轻人成了老头，读书人成了庄稼汉。

　　有一次，黄浩接到上级的任务，为前线提供急救西药，越快越好。药单就是白求恩在野战医院开的。黄浩通知平津十几个联络站，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搜集药品。当时，李苦禅还真就得了一场病，住在老朋友罗耀西开的医院里。可他病好了也不出院，目的就是借机多开药，然后集中起来交给黄浩。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李苦禅被几个日本宪兵用枪顶着，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押走，关在沙滩北大红楼底层宪兵队牢狱中。

　　李苦禅在狱中备受酷刑，棍打、鞭抽、灌辣椒水、压杠、指甲插竹签，被打昏过去好几次，但他宁死不屈，大骂日本兵。日本兵又到李苦禅家里搜东西，但没找出任何可疑的字迹。原因是李苦禅严守组织纪律，家里不留来往痕迹。像齐白石老先生给他写的信、送的墨迹、盖的印样，李苦禅看过后又送回白石老人那儿。

　　日本人考虑到李苦禅的社会影响，又查无实据，只好将他无条件释放。后来，李苦禅有一个习惯，思考问题和看画的时候，右手叉着腰，左手总爱啃指甲。其实是因为左手大拇指里曾被插过竹签，里头有一个很深的疤，一变天就痒痒，隔着指甲又挠不着。李苦禅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感慨地对子女们说：“那时候讲‘爱国’一词，真是沉甸甸呀，抗日爱国就意味着随时准备挨饿、流血、杀头。”(闫高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