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1日下午，九十二岁的丰一吟先生在沪去世，对喜爱丰子恺艺术与人生的我来说，丰一吟的离世，似乎是断了我与丰子恺直接联系的最后一根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了解丰子恺，与这些年阅读丰一吟的大量著述分不开。沉思良久，我又想起2005年深秋在桐乡石门湾参观缘缘堂的时候，看到楼上楼下悬挂的全是丰一吟的画，还有丰子恺带着丰一吟出游以及父女二人同读书、同作画的老照片。

从日本人竹久梦二的创作中汲取灵感，丰子恺杨柳翻新的墨笔小品甫一问世，就在文人圈里获得盛赞，随即以“子恺漫画”的名义，借助纸媒广泛流行。1935年春天，丰子恺于《人间世》杂志连载两期《谈自己的画》，答谢林语堂一再约稿的好意。他对自己的画作有如下说明：“说它是讽刺的画，不尽然；说它是速写画，又不尽然；说它是黑和白的画，有色彩的也未始不可称为‘漫画’；说它是小幅的画，小幅的不一定都是‘漫画’……原来我的画称为漫画，不是我自己做主的，十年前我初描这种画的时候，《文学周报》编辑部的朋友们要拿我的‘漫画’去在该报发表。从此知道我的画可以称为‘漫画’，画集出版时我就遵用这名称，定为‘子恺漫画’。”言外之意，虽然大家一味称赞丰子恺的“漫画”，他自己却对此持保留意见。

中国画是设帐授徒传承的。对现代中国画家而言，家族承袭的方式还存在，但无论是子学父画还是女学父画，一脉相承可以，几乎没有完全像的。唯独丰一吟学丰子恺是个例外，画和书法都能乱真。据说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广洽法师来中国访问，当他看到丰一吟埋首整理的丰子恺的文集与画集，又听说丰一吟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过美术，就建议她临摹父亲的画，以此来满足爱好者的迫切需求，如此方才成就了丰一吟晚年的这一特长。那么，丰子恺画的究竟是什么画？一开始丰子恺还吞吞吐吐的，直到1941年他发表《绘画改良论》一文时，索性直白地说：

中国画高似乔木，西洋画深似幽谷。乔木高大，幽谷太深，都不宜于住人。我要走在“人”行道上。我要学习关于“人生”，近于“人情”的绘画……与同志的画友约法七章：（1）不避现实，（2）不事临画，（3）重写生，（4）重透视，（5）重构图，（6）有笔墨趣，（7）合人生味。其中第一、第二是矫中国画之弊，第三、四、五是采西洋画之长。第六、七是保存中国画之长……我要自成一家，不要依附人家。

这一高论，最初我见之于丰一吟的《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一书。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对积弱的时弊，各行各业都在反思，康有为、徐悲鸿就倡导“改造中国画”。丰子恺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创作分为四块：古诗词、儿童相、社会相和自然相，旨在表现“人间送小温”的格调，拉近和受众的距离。事实证明，丰子恺的画就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没有之前的《楚辞》《离骚》那般繁复，也没有之后的李白与辛弃疾那般豪放；其表现人世和人生的永久况味，一见可直抵人心，令人过目不忘，不仅抚摸我们儿女情长、家长里短的柔软，也触发我们对丑恶与丑陋的愤怒。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丰一吟能临摹父亲的画？丰一吟晚年时，有人拿来丰子恺的一幅画，因为上面留有炭笔的痕迹，那人认为可能是伪作，丰一吟极坦率地说，这幅画是真的，父亲作画事先多用炭笔勾勒，书法则从索靖的《月仪帖》衍化，自成风貌。此外，丰子恺的画块面分割有规律，红绿交织突出单纯和稚拙，潜移默化受影响，故而丰一吟的临摹几可乱真。只不过丰一吟忌讳他人以假当真，特地在作品上钤印“仿先父遗墨”。作为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吟成功继承了父亲的书画衣钵和精神；北方人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对丰氏父女而言，这个比喻无比恰切，特别温馨。

丰一吟晚年与家人一起整理、出版了丰子恺的文集、画集和相关文献，自己还一连写了几本回忆父亲的书——《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我的父亲丰子恺》（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爸爸丰子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这三本书的写作各有侧重，内容并不重复。此外作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她应邀口述，并由他人执笔完成了《丰一吟口述历史》，也是认识丰子恺人生与艺术的读物。由于丰子恺深受追捧，热度不减，为适应市场需求，近几年丰一吟的著作被“改头换面”，出现诸多版本。

七十多岁时，丰一吟为宣传父亲，学会了用电脑写文章，她对自己的女儿崔东明说：“我为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从未浪费过一分钟。”（何频）